摘要：文 | 邓龙均州具有2700多年历史。春秋属麇，秦灭楚国，因境内武当山而置武当县，汉承秦制，隋唐改称均州。1959年因兴建汉江水利枢纽工程——丹江口水库，千年均州古城沉入丹江口库区水下。1983年，在第一波撤县改市中，均县改为丹江口市，成为...
文 | 邓龙
均州具有2700多年历史。春秋属麇，秦灭楚国，因境内武当山而置武当县，汉承秦制，隋唐改称均州。1959年因兴建汉江水利枢纽工程——丹江口水库，千年均州古城沉入丹江口库区水下。1983年，在第一波撤县改市中，均县改为丹江口市，成为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建的新兴水电城市。今天的丹江口又因南水北调的世纪工程有了“水都”之称，因此，汉江孕育了丹江口的历史文化，也将贯穿丹江口的未来发展过程。
汉江流经丹江口市区
汉江奠定了丹江口历史文化的基础。
沧浪文化的形成。大禹治水与沧浪传说，据《禹贡》及有关史料记载，禹二次治理汉水经过：4000多年前，大禹自陕西宁强县嶓冢山开始治理、疏导漾水及汉水后，顺江而下，到武当沧浪后，在龙巢山察看汉水流经沧浪洲的情形，进而从龙巢山顺曾河而上入武当山察看。传说，为导沟壑之水入汉水，大禹先疏导武当山之鬼谷涧、黑虎涧、磨针涧之水，汇入九渡河、剑河流入汉水，并到武当沧浪段，劈开堵住汉水的龙巢山，疏导沧浪之水，使其顺畅地流入长江，成功地治理了武当沧浪地的水患。
《史记》卷二中叙述大禹治理汉水时说：嶓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，又为沧浪之水。嶓冢山是汉水的发源地，发源处叫漾水，到汉中始名汉水，东到楚地武当处，又名沧浪之水。汉水自陕西流经郧西、郧县、均州（今丹江口市），即沧浪之水的流经地。武当沧浪地的先民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，在武当山下龙巢山上建起一座禹王庙，此遗址尚在龙山宝塔下，此山口处称龙山嘴。在今天的武当山紫霄宫一带，还有禹迹池、禹迹桥、禹迹亭等，是人们为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而建的。
孔子、屈原与沧浪洲之缘。《孺子歌》初见于《孟子·离娄上》。有孺子歌曰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书中记载，孔子听到这首歌后，对弟子说：“小子听之，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，自取之也。”
均州八景之龙山烟雨塔
孔子在沧浪闻《孺子歌》的故事，在它的诞生之地——武当山下的沧浪地流传至今，均州沧浪地还建有沧浪亭以纪念。更有怀古尊孔者在一千多年前的沧浪亭下山崖上刻了“孺子歌处”四个大字。
楚怀王二十四年，屈原来到汉水北的沧浪地，实地考察前线失地情况，顺便考察民情。在这里巧遇渔父,聆听《渔父歌》教诲,深受启发而成就《离骚》。因为屈原在武当沧浪闻渔父歌及所答所作，千百年来，武当山下的均州人民怀着对这位爱国诗人的崇敬之情，纪念他，学习他，并修沧浪亭以示纪念。每年端午节，当地百姓要划龙船及咏诗作赋，表达对屈原的敬仰之情，并形成了一种节日文化，一种爱国情结流传至今。
历史又将孔子沧浪闻《孺子歌》和以后屈原沧浪吟《渔父歌》合二为一，并由此形成了流传千古、经久不衰的沧浪文化。《孺子歌》倡导了君子处世为人的正确理念，鼓吹了一种积极向上奋进有为的进取精神，又能根据不同境况选择不同的进取方式。这就是沧浪文化的思想内涵，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所认同、喜爱和推崇的原因。沧浪绿水也同时成为古均州八景之一。
楚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。据近年对丹江口库区考古发掘成果可以推定，鄂西北丹江口库区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他文化的交汇、融合更为密切，是楚文化起源、发展的核心地带。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楚文化。春秋战国时代，楚争雄天下840年，是著名的霸主雄国。楚文化厚实的文化背景显示出极大的开放性、多元性和务实性，形成了独特的荆楚精神。这些荆楚精神、荆楚风俗、荆楚文学、荆楚哲学、荆楚艺术，放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。
武当文化的独特性。武当文化是以武当山为中心的、方圆八百里地域内的人们，在以道教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，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。
武当文化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，内容涵盖道教史、道教理论、道教建筑、道教养生文化、武当武术、文学艺术及民俗民风等各个方面。
北以汉水为“蛇”，南以天柱峰为“龟”的道教仙山——武当山，滨临亚洲第一大湖——丹江口水库，仙山圣水，相依相伴，组成了一幅大山、大水、大人文的瑰丽画卷。
沧浪海
均州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，囊括了上下五千年中的沧浪、均陵、武当县、古均州，这几个阶段和历史时空所形成的文化，均属于均州文化的范畴。均州文化是域内的古文化、历史传统文化的浓缩，另含有本地域特有的孝道文化、民歌文化、故事文化、秦巴民俗文化以及历史名人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。
孝道文化：秦巴山地独有的丧葬文化——打待尸；
民歌文化：“中国汉民族民歌第一村”的吕家河民歌村；
故事文化：中国民间故事活化石——伍家沟故事村；
民俗文化：盐池河山坡锣鼓、婚丧民俗文化；
民间戏曲：武当神戏——清塘村现存古老的孤本戏种。
《秦香莲》与《铡美案》等戏曲影响广泛，陈世美与秦香莲是传统戏曲中妇孺皆知的人物，陈世美与秦香莲均属于均州人，并有实物证据可考；李时珍与武当山的故事；贺龙与武当山的传奇故事；文革期间，中国文化大家们在均县文字六零五工厂生活工作的经历等等。
今天的丹江口文化继承和延续了均州文化的精神内涵。作为一种独具特质的地域文化，均州文化的包容、奉献、尚文、创新、和谐的价值观值得弘扬和传承，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动力源泉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武当山
武当山塑造了丹江口的地域文化。
武当山钟灵毓秀，丹江水碧波荡漾。丹江口自然生态资源丰富而独特。丹江口地处汉水流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处，汉水与丹水在此汇合，最终形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，使得这一方土地山川灵秀、山水壮美。这里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；这里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；这里有享誉四海的的均州八大景。这里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气候宜人。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古均州城被俺没，均州一名就到此结束而不再沿用，所以均州就成为了历史。
根据史籍记载古均州前身为均陵，《索隐》记：“均陵在南阳，盖今之均州。”《辞源》注释：“均陵，地名，战国楚地，在今湖北均县。”1911年均州改称均县，丹江口市最古老的名称叫均陵。这个名称最早可见于典籍的《史记·苏秦》：秦昭王十八年(前289年)秦欲攻魏重楚，则以南阳郡委于楚，曰：“寡人固与韩且绝矣，残均陵，塞鄳（音meng ）隘，苟利于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”这里的“残均陵”，指的就是均州的前身。还有考古资料《新出楚简文字考》有记载：“昔我先出自(均)，归宅沮漳，以选迁居[于郢]。”简文大意：“过去，我的先辈出自均陵，往居此沮漳流域，又选择迁居在郢。”这两只竹简出自楚悼王时期楚墓。这是现在最为完备记载均陵的考古资料，说明均州在古代称之为均陵。
武当山道教文化对于丹江口的地域文化极具影响力。从均州古城的建筑风格到武当山百里神道建设的特色，无不显现出武当道教古建筑风格的深深烙印；从民间风俗到大众文化，无不体现出武当山道教文化对本地域文化的影响力。
丹江口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，素有“铁打的均州”之誉。因境内武当山延绵800里，山高林密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；又因汉水与丹水流经均州地域，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的古代，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现。因而占据均州，其上通关中，下达江淮，有控荆楚而扼巴蜀之要，乃古代屯兵布阵之要地。
丹江口历史上是商贸发达之地。丹江口扼守入陕进川之要，在古代，以水路交通为主的汉水流域，居险要关隘的均州古城的重要地位凸显。均州古城位于今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村前码头二里处水下，为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守御副千户李春修筑，是武当古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当时均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也是往来商旅停留、香客朝拜武当山的必经之地。当时均州城的商贸活动十分繁荣，有大小商号和会馆100多家，设有江西会馆、川陕会馆、湖州会馆等。
丹江口市区二桥
丹江口文化的特色分析。
文化是一个历史时期经济生产及其社会形态的反映，不同城市的性质和功能直接决定各城市文化的特色和趣味。丹江口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具有南北过渡性特征，使得丹江口文化的总体特征呈现出融合性、开放性、包容性等特点，具有“兼顾周边，融合古今”的特色。具体来说，丹江口文化具有以下特点。
惰性中有担当。丹江口境内的武当山是道教文化的发祥地。道家倡导出世、无为。因此丹江口文化中自古以来就含有循规蹈矩、随遇而安的处世理念。这与丹江口地处秦巴山系有关，这里山高林密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自然条件便利，土地肥沃，雨水丰沛，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，农耕文明发达，靠勤劳之手，能维持温饱。因此，丹江口这块土地上，鲜有冒险之举，“揭竿而起”的壮举鲜有发生，缺乏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”的霸气与决绝之气，善守中庸，“不敢为天下先”，这就是丹江口文化中的惰性。
然而，丹江口人民在新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中，做出过两次巨大的奉献，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，为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，县城整体搬迁，古城淹没水中，外迁內安大量移民；第二次是本世纪初，为了世纪工程南水北调，丹江口二次安置移民7.8万人。自从1958年丹江口大坝动工修建以来，这座城市就一直与移民问题紧紧地纠缠在一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丹江口的历史就是一部水库移民史。这种舍小家为大家，勇于担当，敢于牺牲的精神与道教文化出世的惰性奇特地糅合在一起，这也是丹江口文化的奇妙之处。
聪颖中有平庸。丹江口的历史文化厚重，养育和造访过一批历史传奇人物。其中有春秋时期的孔子、屈原，有唐代均州太守姚简、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、医学家李时珍，还有清代的陈世美、近现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等历史人物。影响最大的当数武当太极拳创始人、著名传奇道士张三丰，他为武当道教发展注入了新理念，为振兴武当道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创立了武当太极，并成为太极拳的开山鼻祖。在这些历史名人的聪慧和道家思想的熏陶下，丹江口文化中自然含有智慧的灵气与光芒。丹江口人为人处世显得颇为聪颖，于无为处有为，于不争处有争，有时看似平庸无奇，却深含机敏和灵巧。另一方面，丹江口文化中与生俱来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，凡事注重眼前，多少有些急功近利，爱斤斤计较，显得又有些庸俗。但这种平庸之气既不让人心生恶念，也不让人心生厌烦。
创新中有保守。丹江口文化中有开拓进取的基因。在时代潮流的大势推动下，有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一面。本世纪初，世纪工程南水北调中线调水顺利实施，丹江口市面临历史上第二次移民外迁內安的问题，工程之浩大，工作之艰巨，前所未有。丹江口在移民安置工作中，创造性地建立了“一会八包两线六网”移民搬迁服务管理机制，顺利完成全部移民安置工作。深刻体现了丹江口的创新精神。但丹江口人骨子里又有一些保守的因子，比如小富即安，容易知足，缺乏“长跑”的韧性与耐性。这种“知足常乐”的心态制约了丹江口的发展。
俗气中有高雅。丹江口是历史文化名城，沧浪洲是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渊薮，武当山是历代文人墨客朝觐的圣地，留下丰富的诗词墨宝。文革期间，丹江口作为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分校所在地，一大批文化大家分流到此。1970年，直接从北京来到这里的有中国画大师李可染、著名油画家许幸之、著名翻译家金人、著名京剧鼓师白登云、著名作家李又然、著名书法家陈述亮、著名版画家沃渣、著名作家编辑家郑尔康、著名电影导演袁牧之、著名摄影家黄翔、著名雕塑家滑田友、著名音乐理论家曹安和、著名翻译家赵少候、著名图书馆家袁涌进等。从1971年夏秋之际，冯雪峰、张兆和、沈从文、王利器、李长路、傅振伦、徐邦达、单士元、顾学颉、朱家溍等一批老弱病残的文化大家，陆续从咸宁向阳湖迁到丹江口文字六0五厂。这里成了文化精英的荟萃之地。丹江口文化中也融进了高雅文化。
但在广大的城乡居民之中，地域民俗文化仍占有一席之地，有些婚丧风俗虽显得俗不可耐，但拥有自己的独特市场。丹江口民间音乐、戏剧、民间文学十分丰富，在吸收外来文化、现代文化的基础上，仍保持自己的特色，不失丹江口民间文化的底色和风味。
多元中有主流。丹江口地处中国东西南北交汇之地，既有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又深受现代文明洗礼。因此，丹江口文化呈现开放多元的态势。在丹江口文化中，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，既有道家文化，又有儒家文化、佛教文化，还有其他外来文化，各民族文化和谐相处，各有自己的阵地，又互不相扰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；从时代文化的角度看，既有2000多年前的汉文化和楚文化，又有本地域特有的武当文化、沧浪文化、均州文化和移民文化；作为文化载体的民间戏剧，有流传四百多年的均州戏曲活化石之称的武当神戏、八岔子戏，还有当代都市歌舞剧。兼容百家、丰富多彩，就是丹江口文化多元开放的表现。另一方面，在多元文化之中，主流文化始终处于支配地位。
所谓主流文化，是指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，国家意志的体现。每个社会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。在当代中国，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，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文化。在今天丹江口，主流文化最具有群众基础，最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，是丹江口“三宜”城市建设的基本文化生态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、科学性和大众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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